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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師

史話

清代文人中，將訟師與訟棍作比較的，還有與俞蛟年代相近的王有孚。在他看來，訟師應當專指那些身懷律訟知識技能、以其特長服務于民間百姓的“職能之士”，他們“不惟無害于人，實有功于世”，于官于民都是有益的

夏芒

說到訟師與訟棍，俞蛟在《鄉(xiāng)曲枝辭》中將二者歸為同類，認為他們都屬于顛倒是非、“飾詞”纏訟的“奸宄之徒”。在本質(zhì)上，他們都是“奸回巧詐，逞其伎倆，以撓國家之法”，只是動機和行為模式上，二者存在一定的區(qū)別——

訟棍，是那種“無論姻黨”，六親不認，私下“稍有睚眥”，為一點小怨小恨便“輒向公庭”，而且“不直不休”，不告倒對方?jīng)Q不收手的人。訟棍打官司的方式，一是“飾詞”，也即言過其實或說假話；二是“作膚受訴”，也即在訴訟中作貌似受了切膚之痛的夸張表演。

訟師，則通常不為自己打官司，而是“代人作詞以訴”，并且“視事之輕重而受值”，有點類似今天律師按訴訟標的收取費用。訟師寫詞狀同樣也說假話，在紙上“顛倒是非，混淆曲直”，只是“立意措詞”更為高明，以致“雖神明之宰，虛堂懸鏡，莫能燭其奸”。

俞蛟此論，頗有“火炎昆岡，玉石俱焚”之嫌，而況支撐其論點的，也不過就是他后面講述的訟師“陳某”以及“吳江酈允恭”兩個極端的例子。俞氏雖也多年“輾轉(zhuǎn)為幕”，所聞所見“輒留意于筆端”，但上述兩例似乎皆非親見。正如《鄉(xiāng)曲枝辭》“序”中所言：這些故事，多來自于鄉(xiāng)人“燕集”閑聊。

同鄉(xiāng)故舊，平日“奔走四方”，難得濟濟一堂，把盞言歡。大家“各舉其所閱歷”，專挑些“離奇詭異”的段子講出來給眾人聽，目的只是“以恣其滑稽調(diào)笑”。許多人和事“無從辨其有無真?zhèn)巍?。即便是那些“出于梓里”，在本鄉(xiāng)本土直接聽到的事，往往也“非經(jīng)目睹”。故此，俞氏才頗為自嘲地取意《易經(jīng)》“中心疑者其辭枝”一語，將這些聊天記錄分門別類整理出來，命名《鄉(xiāng)曲枝辭》。

清人中，將訟師與訟棍作比較的，還有與俞蛟年代相近的王有孚。王氏嘉慶年間輯有《秋審指掌》《折獄金針》《慎刑便覽》等多種有關律學和獄訟實務的書籍，無疑對當時官方司法實踐和民間法律人群體更具專深細致的了解。在其著述《一得偶談》中，王氏提出“訟棍必當懲，而訟師不必禁”的觀點，認為民間通常將那些“播弄鄉(xiāng)愚、恐嚇良善”并“從而取財”的人誤當作訟師，官方也簡單粗暴地指責“訟師教唆詞訟”，因而“例禁綦嚴”。其實，這類人不過“乃訟棍耳”，又“安得以師字加之”？

在王有孚看來，訟師應當專指那些身懷律訟知識技能、以其特長服務于民間百姓的“職能之士”，他們“不惟無害于人，實有功于世”，于官于民都是有益的。他指出，獄訟實踐中，常常有“安分良民”、無辜百姓“或為豪強欺壓，或為仇盜扳累”，面臨“大則身家?guī)紫?，小則名節(jié)攸關”的牢獄之災，身陷“捶胸飲恨，抱屈莫伸”的可憐無告之境。由誰來幫助他們呢？

如果僅僅“假手于庸碌代書”，也就是依照官府規(guī)定，去找那些經(jīng)過有關方面審核指定的，高高在上、官氣十足的“官代書”幫助“具詞呈訴”，往往會導致失敗。因為上述“官代書”自恃合法背景，工作庸懶，不負責任。他們代寫的詞狀“非格格不吐，即草草敷衍”，讀之“徒令閱者心煩”，甚至“真情難達”，不能將基本事實說清楚。

而訟師則不同，他們都是于德于能具有一定水準的民間士人，比官方指定的代書者更加親民，受人之托往往盡職盡責，盡展才能。他們?yōu)樯媸掳傩?/span>“代作詞狀”，文筆犀利，能“摘伏發(fā)奸”；言辭生動，能“驚心動魄”。當事人經(jīng)他們“教令”，講授規(guī)則和方法，對簿公堂時能做到“要言不繁”，話語變得精簡，更加突出重點。

所以，訟師的參與能提高訴訟效率，幫助官府節(jié)省大量辦案精力；又能幫助涉事百姓維權洗冤，“卒致冤者得白，奸者坐誣，大快人心”。他們的存在實則利官利民。

《一得偶談》是律學著述，偏重研讀律法與書籍的心得及議論。上述關于訟師的看法，在實際訴訟中不難找到依據(jù)。隨意翻檢留存至今的案例資料，有一篇訟師王惠舟替某孤兒代寫的控狀，便足可為其引證——

該狀見于案牘匯編《刀筆箐華》，內(nèi)容也是關于兩代族親之間的財產(chǎn)糾葛：山東蘭陵（今臨沂一帶）有位名叫江子謙的“沖齡”幼童，同樣“早孤失怙”，家產(chǎn)“悉為其叔管理”。但這位叔父接掌了幼童名下遺產(chǎn)，便“揮霍無度”，乃至“飽暖思淫”。江子謙年幼無知，族中某長者“出而作宰”，為他出面作主，求訟師王惠舟代書一狀，控至官府。此狀僅只數(shù)十字，全文如下：

為請命存孤保產(chǎn)事

竊維產(chǎn)以贍孤，孤賴產(chǎn)活；產(chǎn)盡孤存，孤難永命。民幼失怙恃，為叔扶養(yǎng)。不意叔懷他志，惟產(chǎn)自吞。深恐他日產(chǎn)盡，何以贍養(yǎng)孤命？何以婚紹宗支？事出實情，圖謀于未雨；恩同再造，感激乎無涯。伏乞憲臺，即為批示。保產(chǎn)安孤，實永賴之。上告。

區(qū)區(qū)數(shù)言，句句切要。不僅說明案由，要求保全孤兒養(yǎng)命的遺產(chǎn)，同時講清事實：叔父侵占遺產(chǎn)而不盡撫養(yǎng)義務。最后幾句情理交融，既釋明原告焦慮，又向“憲臺”傳遞了殷殷乞望。如果公堂之上汗牛充棟般、出自庸碌代書筆下、又臭又長的詞狀，都能換成這樣言簡意賅的表達，估計每日訟事纏身的“憲臺”大人們夢里都會笑醒。

當然，若以俞蛟“視事之輕重而受值者”的標準，王惠舟僅靠這區(qū)區(qū)幾十字，也許收不到多少“筆潤”。那么按照俞氏的邏輯，王在“立意措詞”上，似乎也就不值得費盡心機去“顛倒是非，混淆曲直”，以圖做到“雖神明之宰，虛堂懸鏡，莫能燭其奸”了吧。